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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新街
生活轶事
大新街旧时一直是兴宁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，直到解放后城区扩大，商业店铺渐次转移，大新街才失落了昔日的“辉煌”，成了居住区。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，我在大新街居住近十年，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。
那时大新街有上、下新街之分，以中间通向老街的小巷为界，东段为上新街，西段为下新街。我家住的是一间两层瓦房，是房管所的公房，位于大新街中央偏东，属上新街范畴，门牌几号记不清了。我家斜对面是一间名叫“联新鞋厂”的公私合营手工作坊式企业，大约有一百来号人，生产胶鞋兼制伞。这是大新街范围内硕果仅存的一间工厂。厂房所在原是一个祠堂，祠堂很幽深，一直通向隔邻的老街，称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深宅大院了。
大约是我读小学四年级吧，那年我家一度在厂子里搭膳，我隔三差五地要去厂里提开水，因而认得厂里几位工人。厂里搞业务的A师傅长相斯文，皮肤白晰，留七分头，平时气宇轩昂。有一次他问我叫啥名？我如实相告。他很认真地说：这个名不好听，中间的“小”字值得商榷，叫张泽健啵。我以为他说的是做贼的“贼”，觉得他故意羞辱人，便一赌气转身走了。
晚上，我没事儿又来到厂门口，只见厂门半掩着，A师傅一个人正在喝茶看报，一只手不停地拔拉胡须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我张望了一阵，就有一种想乘机捉弄他的冲动。我回家找来一个衣车点油用的尖嘴油壶，盛满水，向他座位上空射去。几点水花滴在他脸上，扰得他停了看报，并且惊愕地东张西望，这工夫A师傅骂一句：他娘的，谁在捣鬼呀！然后就“咣当”地把门关上。第二天我去厂里取开水时碰见A师傅，他仍然叫我泽健，并笑着向我解释：喂，那个“泽”是毛泽东的“泽”喔，因为你有一颗像毛泽东一样的“食禄痣”呗！哦，原来A师傅是这样的直率和善意，我笑了笑不置可否。
“文革”开始，A师傅因为家庭出身工商业兼资本家，被捉去游街批斗，后来就再没有见过他。据说，他受不了这种污辱，结果自寻短见，在祠堂内一个阴暗的房间里割颈自尽。这位A师傅究竟姓什么？我至今也说不清楚，但因为他给我改过名，所以给我留下“一字师”的深刻印象。
在我们大新街，我家对门的那幢黄色建筑算是个特殊单位。说它特殊，是因为它从不挂牌。它的大门长年关闭，平时出入仅开一扇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，若有来访者，得先到大门右侧小巷约三米远处的窗户上摁门铃呼叫，才有人开门。我对这幢“神秘”的黄色建筑是什么单位一直糊涂着，直到有一次在家里攀爬窗户，从对门的窗户里可见房子里挂着警服和大盖帽，才知道是公安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。
日子过得平庸而且稀松，也就希望找点闲事消遣。同班同学张一怀、陈播等和我过从甚密，有天在我家里玩，大家在听了我对对面摁门铃的“揭秘”后，都显得异常兴奋，忍不住跃跃欲试。我们马上来到小巷观察，发现窗子比我们高出一大截，正迟疑间，不知谁迫不及待地探着脖子跃上去，冲按钮猛摁一下，铃声骤然响起，大家作鸟兽散赶紧往我家里跑。
不一会儿，果然看见有个人出来，可是，门口却连个人影儿都没有，他一脸的狐疑，呆愣在那里。我们躲在墙角里窥视，感觉很有点滑稽。大家余兴未尽，估计他进到楼里去了，于是再次走向窗户，攀窗跃起，伸手猛摁一阵按钮。他们显然有所防备，我们还没跑进门，对方门里就一阵风似地冲出来两个人。我们跑回家后“噔、噔、噔”地爬上了楼，紧张得“呼哧呼哧”直喘气。他们来到我家门前，一口认定小鬼“作案”后躲进了屋里。就在这当儿，祖母不失时机地出来了，平时她老人家很疼惜孙辈，自然偏袒我们，几句花言巧语便巧妙地打了“圆场”。
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，大家仍然感到不过瘾，反正大家无聊，索性今天玩个够。于是又想出把石头放在按钮上固定下来的锼主意。石头一放上去，随即就听到了一串持续不断的铃声，大家拔脚便跑。然而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突然巷口闪出个人堵住出口，3人迅疾掉头往巷内“鼠窜”，谁知巷道里暗藏“玄机”，进入约20米，冷不防暗门杀出个人，形成前后围追之势，我们3人被堵在小巷里“一网打尽”然后就被带了进去，确切说是捉进去，这是我第一次进到里面，也是在大新街居住这么多年唯一的一次（里面原来也是老祠堂，光线黯淡，但宽敞空寂，好个幽静的所在）。好在他们也没有要严肃处理我们的意思，只是问了各人的姓名和所在的学校，便把我们放了。几天后，我们被班主任叫去，自然是少不了挨一顿批。
在大新街度过的童年岁月，就像一张听不厌的旧唱片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常常使人回味。我在广州当兵的第四年，可能是一个星期天吧，我正走在北京路的十字路口，猛然看见一个一米七几个头、腰板儿笔直的中年男人。我当时一眼就认出这人是曾经住在大新街离我家不远（门牌55号左右）的谭先生。谭先生住在一座木结构的旧宅里，这是大新街较宽敞的一座旧宅，院内住了四户人家。木楼高三层，中间开有大天窗供地下采光，从地下往上望，有些像小说里的吊脚楼景象。谭先生一家住在三楼，那是大新街（上新街）最高、采光最为充足的房子（那时的房子一般采光都不好）。据我所知，谭先生不是客家人，府上哪里已无从考证，记得我们一家人鲜有和街坊们搭腔。谭先生高中毕业后下乡数年，被推荐去华南农学院，成为第一届“工农兵学员”，从此走出他家的小木楼，走上省城。毕业后又留校任教，成了大新街引以自豪值得炫耀的一张“名片”。
我在十八岁那年去参军后，就离开了大新街，之后一两年我家也从这条街搬走。我对于谭先生家记忆最深刻的地方还是他那带曲廊的木结构楼房，置身其上，有一种近乎登临空中楼阁似的浪漫情怀。谭先生一家人很讲究清洁，木楼里面打理得窗门几净，一尘不染，实现了环境零脏污。我只去过他家两三次，有一次正赶上他打着赤膊、穿条裤衩气喘吁吁的在做俯卧撑。那时他是高三的学生，我大约是上小学五年级，我们之间很少搭腔。我只和住二楼的与我年纪相仿的凌某有些过从。听凌某说，谭先生每天都要正儿八经的做一百下俯卧撑，他做动作双腿一定得棚直，从头到尾一丝不苟，而且每次总是刻意边做动作边大声报数。我在成年以后曾效法谭先生做过俯卧撑，可是我发现效法谭先生的做法是比较累的。现在想谭先生大约是终生都在不断追求完善境界的那类人（包括他的家人）。
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无端生出些怀旧情绪，仿佛是听过去的老歌。童年时代就这样在混沌中度过了。回忆童年往事，有欢乐，有无奈，也有追悔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而曾经的家园——大新街也渐渐冷落下来，它承载了太多的沧桑，终于走进老态龙钟的暮年。（张小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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